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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因为坚持国共合作，被国民党内的人暗杀的。
召应恪低声说：“总会有消息的。如今最重要的是北上，你留在这里，除了成为要挟他的软肋，没有一丝帮助。”
他最后道：“这次，是前所未有的屠杀。”
之后的一切，正如召应恪所说的那样，是前所未有的屠杀。
这一年的四月对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来说是一个染了血的月份。
在南面，北伐刚到一半，矛头就调转向内，一个月内，上海牺牲数百，广东更达两千人，被抓捕者不计其数。
而在北面，奉系军阀在四月底，下令杀害了包括李大钊先生在内的数十人。
这一年这一个月，南北竟在此事上达成了前所未有的血腥“统一”。
四月只是一个开始。
其后在数省，屠杀愈演愈烈。仅长沙一地就牺牲上万。
其后，更是提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人”。
……
去年七月，正是北伐誓师时。
转眼一年七月，血流成河的却是一个个曾站在誓师队伍里的革命者们。
***
那天在浦口火车站，她和召应恪被扣下盘问。
召应恪在军阀各派系当中周旋多年，本来就是借着一个军阀的面子南下的，此刻，却被挡在火车站外。两方僵持着，召应恪虽神色不快，但不好翻脸，离开金陵最要紧。
雨越下越大，拱形雨廊靠外的地面被雨潲湿了。
一辆车用汽车停下，下来一个陌生男人，冒着雨走过来，低声训斥了阻拦的几个中级军官，让立刻放行。
何未不知此人是谁，那人也没对她招呼，匆匆带路，引他们进了车站。
“二小姐不要耽搁，请一路北上，”那人轻声用俄语告诉她，“我们在设法营救老师。”
她一听此话，心安下来。
直到火车进了北面的省份，召应恪换了车厢，让人端了热水，将白巾在铜盆的热水里拧干，递给她。何未担心谢骛清，没接稳，毛巾掉到地上。
她像心也跟着坠下去了，怔了怔，才去弯腰捡。
“我南下接你，是谢骛清的学生发来的电报，”召应恪替他捡起毛巾，“刚刚你也看到了，他能知道我们被关卡卡住了，让人来解围，那就说明他自己没大事情。”
她没做声。
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谢骛清以束手就擒换回来的。
而在车站从被拦开始到被解围，都只是谢骛清让过去学生帮忙安排的一场戏。那些人既找到了谢骛清，就没有困住何未的必要。
而只有经历这一出，才能给她错觉：他还能掌握她的动向，他还能运筹帷幄为她解围，只是这些日子不方便露面罢了……
谢骛清一生多谋，但对她，从未算计过。
唯独今日，算了一回，演了一回，只想让她安心北上。
他们直接从南京到了天津。
召应恪在南下前，将何二府上的老老小小接到了天津九先生的公寓。
何未刚才进了洋楼，见前厅坐满了人，有姐姐何至臻、母亲，还有召应恪的父母叔伯。
姐姐何至臻一见何未和召应恪，便站起身。
“今日我将你父亲和我母亲都带来了，”何至臻盯着召应恪，“召应恪，你该知道她和谁搅合在一起，谢家彻底完了，她都要被牵连的。你不想活了，我还想要命！”
何未因谢骛清和谢家的事，已经丢了魂魄，坚持着返回这里，不过是因为被二叔和斯年牵绊着……她已无力再应对何家的人，包括母亲。
“谢谢你送我回来。”她哑声道。
何至臻想拦住何未，被走出来的婶婶喝止。
“你九叔说了，家里有病人，吵闹不得。你们都请先走吧，召应恪带你父母去利顺德住，我们已定了房间，”婶婶搂住何未，“来，我们上楼。”
她在火车上以热水擦过脸和身体，到天津才真洗了澡。
婶婶帮她拿了衣裙来，小声说：“前两天有客人来，说了张作霖害死李大钊先生的事，你二叔气得病更重了，烧了许多天。我们都不敢对他说南方的情形，一会儿过去，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嗯，”她带着鼻音说，“我晓得。”
她用热水捂着眼睛，要了胭脂，将唇色和脸色弄得好看些。
二叔住的房间，中药味极重。
她不知怎地，记起谢骛清身上时常有的中药味，眼酸涨着疼。她到床边，挨着边沿坐下，二叔最近眼已完全见不到东西了，但手指碰到她的裙摆，还是笑了。
“回来太快了，”二叔柔声道，“该多住两日的。”
她轻声道：“眼下战事正要紧，多留不好。”
“是啊，”二叔说，“还是北伐要紧。打过来了，就可以禁烟了。”
何知行上一次被气病，还是为了奉系军阀为筹军饷，下令在关外种鸦片的事。
他当年走上革命这条路，就是因为痛恨鸦片，年轻时在宣南的茶馆里和人争论鸦片危害。最早很多人想要禁烟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许多人都靠一杆烟枪活着，并不觉烟土有什么不好的……一晃两鬓霜白，已走到人生尽头。
“谈了婚事没有？”二叔柔声问。
“嗯。”她眼前尽是水雾，不敢说太多话，怕被二叔察觉。
九叔在一旁，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递过来。
她无声摆手。
“细想想，他都三十有二了，”何知行道，“我怕见不到你们成婚了。知卿，你要替我主持这一桩婚事。”
何知卿笑着说：“你且安心养病，北伐不日就将成功了。你的女婿带着功名来娶未未，我可不敢代你嫁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九叔忧心北京动荡，留何二一家住到了夏天。
这天，斯年在洋楼地下室翻看她收集的报纸，看两年前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何未再见到上边那三个名字，王尽美先生病逝于会议那年，而余下的李大钊先生和赵世炎先生都是在今年这场浩劫里离开的。
小婶婶在地下室门口叫她。
何未留斯年继续看报，上了楼梯，她穿过珠帘，一见到屋内坐着的女人，怔在那儿，心跳得突然急了。是谢家二小姐，谢骋如。
她看上去十分憔悴，眼睛仍如上一回般亮着，本是面容严肃，但一见她还是露出了温柔笑容。何未一见她衣裳上的孝帕，脚步停住。
“我父亲过世了。”谢骋如轻声说。
她眼一热，轻声回：“二小姐请节哀。”
谢骋如微颔首，放下了茶杯：“我留不了几分钟，就不说客套话了。清哥儿……”
何未窒住，定定望着谢骋如。
谢骋如似不知该如何说，想了想才道：“我来见你，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父亲临终前的遗愿，父亲让我替他对何家表达歉意，他说，何二小姐年纪轻，婚约又无外人知晓，这一次谢家经历如此大变故，已不如从前，日后不能拖累你们了……”
“清哥怎么了？”她打断谢骋如，“他如今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谢骋如摇头。
不知人在何处，甚至不知生死。
何未心一沉。
“清哥儿的副官在四月来租界见我，那位副官对我说，清哥想我们做一件事。等风头过去，亲眼看看你好不好，如果你无恙，就告诉你，”谢骋如静了许久，轻声说，“‘骛清无能，无法践行婚约。还请二小姐……当舍则舍。’”
她眼泪突然就掉出来。
不是为了“当舍则舍”，而是那句“骛清无能”……
谢骋如抬腕看表，以此来掩饰说出此话的难过心情，她轻轻离开座椅，到何未跟前：“这句话我不是以谢骛清二姐的身份说的，是以一个比你年长许多的、结过婚的女人身份来说，未未，人生的路还很长，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最要紧。”
谢骋如又道：“你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算正当好的年纪，已经用来等他了。之后，当为自己着想了。谢家，不想耽误你。”
谢骋如说着话时，也是伤感。
如今的谢家……已经没几个人了。
忠门忠门，是累累白骨搭起来的安|邦卫国门，而骨上皮肉所带的家族姓氏都迟早会消失，直到无影无踪。
谢骋如想到曾和三妹聊，你说，人一辈子活一回，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人笑傻？
三妹说，诶，就是一辈子才活一次，管人家说什么。
谢骋如又问，你说，下辈子投胎，你我在不同的国家，怎么办？
三妹说，你保你的国，我护我的民。我们为自己的土地民族而战，你若降我，我必然瞧不起你，可你若死在我刀下，我敬你是个英雄，厚葬你。
谢骋如红了眼睛，摸摸何未的头发。
已经许久不敢想起三妹了，今日见到何未，被勾起了内心深处的痛。
“珍重。”谢骋如柔声说。
谢骋如走后，她在茶室内坐着。
想他的话，眼泪掉在裙子上。
他的前半生，似乎总在朋友、盟友的背叛里度过。
……
龙涎香的香气越发浓。
她像回到南洋，潮湿闷热的海风，是少女时对那片海域最深的印象。
她想象着，在那个海岛上，她曾骑着自行车经过一片不起眼的民宅，其中一栋门前有大片浓绿的芭蕉叶，挡着的院子里，往内走，有个屋子里摆着把磨旧了的藤编躺椅……有个养伤的少将军曾躺在那里仰头看异乡的夜空。
而现在，她的少将军又被逼去了何处……
斯年抱着一摞报纸进来，小小声说：“九叔公让我给你讲，南昌那里起义了。”
那年，经历数个月的屠杀后，他们终于拿起了武器，在南昌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她不想让小孩子看泪眼，低头，摸着蹲在一旁的猫。
“叔公说，”斯年用自己的话给她绘声绘色地讲，“起义，要偷偷的，因为身边有敌人，要定好个时间，突然就打起来。”
斯年其实想问，爸爸在不在那里。
但好似能感受到何未的难过，把想问的压在心里。女娃娃走过来，学着她，一起摸着猫儿的背脊，滑滑的、蓬松的毛在她指间穿过，再穿过小娃娃的指缝。
小小的稚嫩的声音说：“他讲，起义前，有人唱国际歌。”
斯年又说：“叔公还讲，南昌起义的人认自己人，是用口令的。你猜口令是什么？”
她轻摇头。
斯年甜甜一笑，轻声说：“河山统一。”
河山统一。
在血流成河后，仍有人百死不屈，从血里走出来，带着这句话。
他们互不相识，认出彼此、认定彼此是生死兄弟，就是凭着这句心里的：河山统一。
第40章 古都夏日长（1）
1930年，初夏。
二叔走后，她像没了亲人，觉得何二府是个伤心地，便搬到一个小四合院里住。
是个小小的一进四合院，屋顶可乘凉。
北平的这一片四合院屋顶连着屋顶，尤其在夏日一眼望出去，就是灰瓦连着灰瓦，浓绿接着浓绿，往远了去看，是城墙城门搂。
她常在屋顶的藤椅上坐着，看远处连绵不绝的灰瓦和绿。
今日邓元初早她一步到四合院，在屋顶喝了半盏茶。
她看到他将手里的《京报》叠起来，不禁一笑。
去年，京报再次复刊了。她当时听闻复刊的消息，只想到生生不息四字。
“你看报要小心些，还不如胡经理谨慎。”她坐下。
胡盛秋对京报的感情极深，时常关注，但十分小心谨慎，捐款去报社都是匿名的。寻常时候看报纸，也都在无外人的地方。
“自从被通缉归来，我越发不挂念这肉身了。”邓元初悠哉道。
北洋政府消失后，外交官员们有的被聘入南京国民政府，有的遭到通缉，无法回国。邓元初在两年前也是身负通缉令，逃亡了两年，在澳门避难。
其后，她打听到有外交官的家人反复送钱，打通了路。她便想办法，通知邓元初的家人，让他们在上海打点，怕他们钱不够，更附上了数万元支票。
邓元初的通缉令不久作废。
他一从澳门回来，始终谨记着谢骛清的叮嘱，不问政治，一心外交，对外护国。于是借着这次打点的关系，再次凭着过人的外交经验，回了外交部。
“今日来，你猜是为了什么？”邓元初问她。
她摇头。
“我们的威海卫要回来了。”邓元初笑着说。
她惊喜：“真是一桩大喜事。”
“是，大喜事，”邓元初抿了一口茶，无比舒畅地说，“就在几个月后，十月一日回归。”
其实租约早就到期了，英国一直拖着。
外交官们从22年起开始谈判，谈了多年，终于等到这一日。
两人聊完喜事，邓元初又感叹起来：“那个赔款，还在谈。不知道谈到何年何月。”
他说完，又道：“不过，现在往回看，外交形势真是千变万化。因为苏联成立，所以免了我们的赔款。还有德国，因为我们世界大战胜了，就不用还了。上一辈谈这个的人，一定想不到，如今我们谈到了几国退款。”
“外交是一代代外交人的接力赛，没有终点，只有过程。”她笑。
“是，”邓元初附和，“这不是一个有终点的赛程，就是一棒棒跑下去，有时候遇上泥沟了，有时候好运气搭上汽车了，饿着肚子要跑，吃饱了也要跑，被骂要跑，被夸更要加劲跑。”
“你倒是适合做外交。”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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