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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览和卢一品又惊住了，攻心为上，抛砖引玉。这些审讯技巧，可是刘余川原来不屑于采用的方式。结果用起来，却是如此娴熟。
而且，完全放低了姿态，用他自己的家庭往事来打动田文明。
刘余川的变化很大啊。
“你爸爸是校长吗？”
声音还是嘶哑，但眼睛里有别样的内容。
“不，早先他是一般教师，后来是教务处主任。最后才是副校长。”
“退休了吗？”
“他死了。出车祸死的。交通意外。我妈也死了，是另一起交通意外。”
田文明没有父母，刘余川也没有父母。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刘余川不是在作伪。他说得就是实情。在说道两个人都死了的时候，他的嗓子眼里，还是有一点“哽咽”的味道。
“我判了以后，会有民事赔偿吗？”
话题变了。这代表着田文明向刘余川摊开自己了。
“这种案件，一般都会是刑事附带民事。只是这个案件有些复杂，时间间隔太长，有的受害人家属可能已经不在，或者找不到了。”
“努力找吧。找到了，就把钱赔给人家。我享受了几十年的物质生活，该还给人家了。”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田文明杀人的原因之一，就是既不能完全放弃浦梅带给自己的物质虚荣，又不能坦然接受浦梅对自己的“逆袭”。
现在，他要还回去了。
一切就用这样一种大家都没想到的方式解决了。
“你是怎么看冯兰仙的？是她主导了昆州水泥厂的改革。间接导致你在工会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
“她是个很厉害的女人。有文化，也有行动能力，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她上过大学，学过管理。不管是做财务，还是做管理，包括谈合同，都很专业。为人还算公正，不明显偏袒谁，在厂里工人的口碑很好。”
“做事情愿意愿意亲力亲为，不来虚的。管理上又很有手段，杀伐果断。你知道杀伐果断的意思吗？知道。那就好。我喜欢读书，喜欢文学，他们说我喜欢用文词，其实就是喜欢用成语。”
杀伐果断。这个描述，很精彩。比一个简单的女强人传神多了。
“她丈夫宋建军呢？”
“宋建军是个专业能力很强的人，我跟你说过。自己强，也愿意带别人。就是太耿直，做不来领导。”
比冯兰仙的评价简单多了。寥寥数语。
“他们的儿子宋允铭呢？”
底牌还是亮出来了。
这个问题让田文明一怔。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眼前这个叫刘余川的年轻人，他已经有过多次接触，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会漫无目的乱问。
绕了两个圈子，才提到宋允铭。
田文明戴着手铐的双手不禁捏紧了一下。随即，又释然了。该来的，总归是会来的。
“这个孩子做事情像他爸爸，很稳重，不飘，不浮躁。脑子像他妈，很聪明。学习很好。”
“他是昆州水泥厂的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
“是。第一个。云城大学嘛。不是双一流。不像我们家老大，考的理科状元，上了清华的线，但是觉得专业不好，最后选择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全国前五，前三的，那才是正经的重点大学，双一流的。985,211。”
那种夹杂着轻蔑和骄傲的情绪，又出现在了田文明的脸上。
这个表情是只属于“田道j”的。那个在他看来，最像他，又最不像他的儿子。
“上次你说，每次动手前，你的心里就像有无数的野马，野驴在奔跑。像是有一个声音在催促我：动手，动手，动手。你还记得吗？”
先 问了宋允铭，又问到这个问题。
田文明的眼睛亮了。
“不是动手前，是这些野马，一直都在。平时只是嘶鸣几声，跺几下蹄子，甩甩尾巴。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它们会跑得特别欢实，跑得到处都是，让我的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的声音。那个声音在说：动手，动手，动手。”
一种迷茫又自失的表情，出现在田文明的脸上。
“杀完人，那些野马，野驴，就安静了，就不再奔跑，就乖乖地在地上吃草。也就没有声音了，是吗？”
“你想问什么？”
田文明的声音里充满了肃杀的味道，眼睛里，有红色。
昆州市荆山区荆山西路 72 号，“口余香”火锅店，周三。
大门是关着的，店门口的大铁门上，贴了张纸――“店内保洁清洗，停业一天。”
二楼的一张四人桌，刘余川，许畅，阮益达。三个人的面前，各有一口冒着热气的小火锅。面前的桌子上，也摆着些碟子。冻豆腐。豆芽。午餐肉。切片牛肉。毛肚。海带。
等等。除了冻豆腐和午餐肉是三份外，其它都是单份。
奇怪的是刘余川和许畅坐在一边，阮益达自己坐在一边。
“我找到了一个人，一个特殊的人。”
刘余川还是在按照自己的习惯吃饭，午餐肉和冻豆腐，也有豆芽。对别的菜品，一点没动。切片的梅林午餐肉，煮熟后，略微发白，发软。打了沾水，也算是下饭的好菜。
嘴里吃着东西，丝毫没有影响余川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他抬头看着前面。但是坐在他对面的阮益达，是和许畅面对面的。
空旷的二楼，刘余川能看得到墙壁。
他是在和谁说话？身旁的许畅，还是对面的阮益达。
“什么人？”
阮益达问道。他正在吃毛肚，口齿不清。
刘余川没有回答。
“你说第一起案件的发案时间是 2016 年。是吗？”
阮益达这才尴尬地发现，刘余川的说话对象一直都是坐在他旁边的许畅，而不是坐在他对面的自己。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内容，是一个似乎只属于他们之间的秘密。
“是，2016 年 5 月 14 日。不会错的。”
许畅停下来筷子，片头看向刘余川。刘余川嘴里的食物已经咽下去。眼睛还是看向自己的前方。
“田文明说，他每次杀人前，心里就像有无数的野马野驴在嘶鸣，在奔跑。让他难以自持。杀完人以后，那些野马野驴，才会重回平静。他才会重新成为他自己。”
许畅和阮益达都不说话了。刘余川不会平白无故说这番话的。
“2016 年 11 月。他结婚。”
看表情，许畅显然是知道刘余川在说什么，因为她脸上是恍然大悟。可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阮益达还是不知道。他插不上话。
“你跟着顾览一起去一趟云城吧。你更适合去和那个人谈话。我和卢一品在昆州，我需要找到那块白铜。”
“嗯。我明白。”
“你们这是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阮益达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可另外两个人都不回答，他们不约而同地吃起东西来，还吃的都是冻豆腐，一口咬下去，都是汁水。
“不告诉我没关系，我可是有好消息告诉你们的。这一定是让你们惊掉下巴的好消息。是关于宋允铭的。”
真的惊掉下巴了。两个人都停下自己咀嚼的动作。又是不约而同。
“怎么样，不能小看我吧。我也是有能力，有手段的人。告诉你们，我‘托妞’阮益达，那可是昆州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就是我选择了做警察，没有去混江湖。不然，那可是江湖数得上的一号。”
阮益达还是有进步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了。几句日常的自我吹嘘后，他伸长脖子，靠近两人，压低声音。
“我告诉你们，宋允铭他老婆，流产了。”
第四十七章 回忆（八）
从我记事起，我母亲就是领导。她工作的地点一直都在办公楼里。老早的时候，是一幢老式的 3 层楼。她的办公室在 2 楼的最右侧。
那幢楼，只有一个楼梯口上去。那个楼梯口有一道大的老式铁栅栏门，拉紧，拉开，都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一楼就是工厂的保卫科。那时候的保卫科还有民兵培训的职责，还可以配枪。中午和晚上下班后，保卫科的人就负责锁上大铁栅栏门，中午上班和第二天一早，再负责打开。
看得很严格，特别是在发工资的前后时间段。因为楼上就是财务室。那个年代的工资发放，都是现金，领工资的人一个一个发，当面点清。
财务室里就有保险柜，银行的现金取回来，放到财务室的保险柜里。会计和出纳算好每个人的工资额，精确到分，把那些纸币和硬币都装进信封里，等着来人，现场点清，签字领取。
一楼除了保卫科，还有工会。工会最热闹的就是每年的中秋，春节。都是要给大家发东西的时候。中秋有月饼，春节有过年的年货，当年也就是饼干，糖果，水果什么的。
我再大一点以后，那幢老式的 3 层楼被推倒了。一幢六层楼的大楼房拔地而起。我母亲的办公室，从二楼，搬到了三楼。再后来，连办公地点都搬走了，那幢 6 层大楼，变成了其他的用途。
不管是老式的 3 层小楼，还是后来的 6 层大楼，我都很少很少到母亲的办公室里去。我母亲极少会带我到她的办公室，也不允许我自己到她的办公室。上下班时间都不允许。
这一点上，她是楷模。
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家里就是家里。办公室里的物品，财产都是公家的，公家的就是公家的，她从来不会假公济私，更不会损公肥私，挪用公物。她的家人，自然也不会被允许。
不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接触。见不到，也就不会像占有。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情况。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周末，或者假期的下午。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也还没有长假和小长假，黄金周。周末就专指星期天，假期，就指的是我的寒、暑假。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晚上需要出去吃饭、做客，需要搭车去。那个时候，外出吃饭的机会并不多，饭店餐馆并不普及，而且消费还比较高。
交通不方便，车也很少。
我记得那天，是母亲的一个朋友从上海到昆州来出差，是个阿姨。这个人是上海来的知青，和母亲曾经是同事。之后回到了上海。她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这位阿姨定好了晚上宴请我们全家和另外一家人吃饭。母亲很重视这次聚会，刚好我又在暑假期间。所以那天下午，我被母亲要求 16:00 到办公室等她。
这样，下班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搭单位的车走。
我父亲呢？他是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的。而且，他还要加班。
那是印刻在我脑子里的一个下午。
“大姐，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都说好了，还是包给我们做的吗？我们那几十号人呢，而且做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给你做了两年多了，怎么说换就换呢？”
我刚到办公室坐下，楼下保卫科的人就带上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找我母亲的。母亲面无表情地挥手，示意保安离开，她来处理。
来人是一个长脸的中年妇女，因为操劳，或者从事体力劳动，实际年龄比看上去的年龄要小。她穿着农村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自制的布鞋，已经有些旧了。
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尖利。
也不坐，就这么突兀地站在母亲办公桌的对面。距离办公桌还有一段距离，大概在 1 米左右。这个距离，不会因为离得太远听不清说话，也没有距离太近，让人觉得充满压迫感。
听意思，她是来“兴师问罪”的。是我母亲拿掉了她揽下的什么活计吧。让她，和她手上的一帮人，失去了营生。
“这是我的办公室吗？还是你们家的菜地？”
我看到母亲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端坐不动，都没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是抬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看向我，也没有示意我出去，先回避的意思。
“我是你们村子里的乡亲，还是你隔壁的邻居？”
不等回答，我母亲继续说道。还是没有回答，长脸的中年妇女显然不知道我母亲要说什么。我抬头看向她，看到的是她憋红的脸，气鼓鼓的。
我母亲的说话的语速很平缓，听不出话语里有什么情绪。但这中年农村妇女刚进门时那种凶巴巴的气势，已经被完全压制。只剩下生闷气的份。
“我不是你的乡亲，也不是你的邻居。你的乡亲和邻居，也不会给你做工的机会。”
我明白了，长脸的中年妇女不应该叫“大姐”，这是我母亲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 ，我母亲是有职务的。办公室，就是职务的一个象征。
有职务，手上了权利，才能让这个长脸的中年妇女来“央求”她。
但是长脸中年妇女，还是不明白这一点。
“大姐，我们也不容易的。人我都找齐了，你说不让我们做，就不让做了，让我和我的人怎么交代？”
还是大姐。我都能看懂我母亲眼睛里的轻蔑了。对，轻蔑。这个词，是我在报纸上学会的。它表示对别人的轻视。我母亲看到了我抬头的动作，用眼神示意我低头，不要盯着别人的脸看。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走进来，找我母亲签字。暂时打断了这办公室里的尴尬气氛。
签完字，那个工作人员凑到母亲耳朵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一边说，一边瞟眼看向那位站着的农村妇女。我猜他说的是要不要叫保卫科的人上来，把人赶走。
因为我马上看到母亲摇了摇头，还摆了摆手。那种轻蔑的表情，又出现了一次。看来她轻蔑的对象不是这个人，是这种事情。
她一定没少处理这样的局面。
“大姐，你说，要怎么样才行？”
那股气汹汹的劲头消失不见了。长脸中年妇女不知道是自己知道了，还是吃了亏，终于醒悟了。她是来求人，来找人办事的，靠刚才那种态度，只能是一事无成。
“我什么时候成你大姐了？我们是亲戚吗？”
我母亲终于抬起头，看向这个“懵懂无知”的人。说话的速度还是不急不缓。这句反问，让长脸中年妇女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只能干站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半年前，你来我找我，还是在这个办公室里。你说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我母亲说话了。
“我……”
“你说有个亲戚，也不知道是真亲戚，还是假亲戚。你说他家里是赶马车的，赶马车拉货，他家里有多余的马车，约你一起去赶，还是拉货。给工地拉水泥，拉钢筋，瓷砖什么的，活都挺多的，挣钱容易。而且是按车收钱，生意好的时候，干一天，就相当于你原来干一周了，对吗？”
“是，可我当时说好的。那边是临时的，临时帮忙。马车是他的，不是我的。我就是帮人家赶马车。那边闲下来了，我还是要回来的。而且现在拖拉机，三轮农用车什么的也多了，都比马车拉得多，跑得快了。生意也不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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