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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时期的中后期，受限于生产力和地理阻隔，两个“罗马帝国”的交流不算密切，更多专注于内部事务，但从阿莱克修斯一世求援开始，东欧与西欧交流开始密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还和安格洛斯王朝的伊萨克二世会面，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奥托四世和塞萨尔一世的良好关系，双方的冲突被延后了，他们开始频繁交往，在塞萨尔一世将自己的称呼改为“奥古斯都”后，奥托四世不论是在拉丁语还是德语中都以“凯撒”自称，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欧洲的其他君主区分二人，另一方面也是向表弟表露善意并帮助他巩固地位。
奥托四世的行为常常被后世视为是一种自我矮化，但事实上，当时的德意志人并不是十分在乎和位于希腊和埃及的罗马人地位的差别，名义上他们都是由教皇加冕的君主，彼此地位平等，在腓特烈二世继位后，他沿用了奥托四世的习惯，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他接受了塞萨尔一世的册封后，“凯撒”这个称呼无疑回归了古典时期低于“奥古斯都”的“副皇帝”的本意，坐实了西部的德意志统治者地位低于东部的希腊统治者的说法。
但腓特烈二世的行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凯撒”同时还曾作为“奥古斯都”的继承者称呼，作为塞萨尔一世的养子、女婿和凯撒，他事实上是理查·塞萨罗亚死后塞萨尔一世的第一继承人，这样的诱惑足以让他和德意志贵族们接纳名位上的暂时下降，塞萨尔一世的另一个潜在继承人，他的次子阿基坦公爵腓力·塞萨罗亚便曾在和其密友腓力三世（此时尚未登基）的通信中提到他父亲已经决定选择腓特烈二世作为他的继承人，“他爱他，认可他，超过对我。”
比起名分上的纠结，腓特烈二世得到的实际好处也足以令他满足，在腓特烈二世展露出南下的野心后，塞萨尔一世迅速对意大利的伦巴第同盟提供了支持，但在他们重修旧好后，塞萨尔一世抛弃了伦巴第同盟，这令教皇重新暴露在德意志的尖刀下，格里高利九世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论他合作的对象是塞萨尔一世还是腓特烈二世，他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并且他的权威和手段甚至还不如他的叔叔。
这是塞萨尔一世在外交上的胜利，但他同样代价惨重：在腓特烈二世和埃莉诺·塞萨罗亚结婚前，埃莉诺已和坦克雷德二世结婚，并且婚姻相当幸福，但在腓特烈二世进攻西西里时，坦克雷德二世离奇地战死，几乎是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二天，她就再度结婚，我们很难不怀疑她的第二段婚姻是阴谋的产物。
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坦克雷德二世的死亡都迷雾重重，尽管当时无人质疑二人第二段婚姻的合法性（腓特烈二世在回到德意志后和莱茵兰的贝尔塔结婚，后者是奥托四世的异母兄长莱茵兰公爵海因里希的女儿，在生下他的长子亨利·霍亨斯陶芬的三年后去世），但不代表有人不对坦克雷德二世之死提出异议，关于这个问题，埃莉诺在父亲和第二任丈夫活着的时候缄口不言，但在她的长子威廉·欧特维尔和次子凯撒·霍亨斯陶芬争夺西西里王位时，她公开宣称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是腓特烈二世在得到塞萨尔一世允许后的谋杀，而她本人也从未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因此她和腓特烈二世的婚姻不应被视为合法。
作为当事人，她的言论具有一定采信价值，她在第二次结婚后和父亲变得冷淡的关系和与腓特烈二世长期分居的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但我们同样可将其视为是埃莉诺王后为了自己偏爱的长子和继子编造的谎言，因为私生子的传言能有效削弱凯撒·霍亨斯陶芬的竞争力。
但无论如何，在凯撒·霍亨斯陶芬出生后（他的名字继承自外祖父），他确实是奥古斯都继承人的有利竞争者，对他的父亲尚存疑虑的希腊贵族们在凯撒来到大皇宫后态度也开始松动，但他并非继承人的不二人选，除了塞萨尔一世另外两个儿子，他还有另一个竞争者，那就是理查·塞萨罗亚的独子西蒙·塞萨罗亚，作为皇储的遗孤，他的继承权毋庸置疑，对他父亲的死亡感到悲伤和痛惜的人也围绕在他周围，而其中最强硬也最有话语权的正是他的祖母，安娜·科穆宁，罗马帝国的女皇。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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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8章 塞萨罗亚王朝史（11）
血缘上一脉相承的金雀花王朝、塞萨罗亚王朝和罗什舒亚尔王朝虽然在执政风格上各有侧重, 但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三个王朝的统治者都不乏生性刚强的伴侣，他们在青年时相爱至深，到了后期却反目成仇, 这一点在夫妻双方都是实权统治者（如阿兰一世与伊丽莎白女王，君士坦丁十一世与瑟蕾拉女王）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有的夫妻会形同陌路, 有的甚至直接兵戈相见。
在中世纪的统治者中，塞萨尔一世可谓是家庭生活的典范，尽管他的子女教育受到诟病（他的儿女们都才干出众, 但并不顺服职责）, 但他确实做到了忠贞、慈爱并尊重子女的个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教育理念更加受到赞誉，鲜少有人意识到他本人的晚年个人生活其实是相当孤独与失败的。
他的婚姻可能诞生于阴谋, 但他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幸福的, 尽管即位初期塞萨尔一世常年在外征战, 但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妻子写信, 诉说自己的爱与想念（他的情书部分被收录进《论战争》, 部分则散失）, 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绯闻，在他的情书外泄后, 英诺森三世还曾写信责怪他“沉湎色/欲”，塞萨尔一世的回应则不见于载。除了情感和物质上的慷慨（他对妻子的金钱需求有求必应, 也不吝花费重金为妻子定制礼服和珠宝, 他渴望为妻子花钱的愿望过于强烈, 以至于他妻子不得不出面制止）, 他还与妻子分享权力，在他统治稳固后也不例外。
在塞萨尔一世的个人回忆中，他认为他的祖父母关系破裂的原因除了惯常猜测的丈夫不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亨利二世漠视了妻子的权利而将她的领地当成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家产，在阿基坦的埃莉诺来到君士坦丁堡参加他的婚礼前，她曾经郑重其事地叮嘱他“要爱你的妻子，迁就她的喜好，她的利益，永远给予她尊重和信任，一个女孩成为你的妻子不代表她就要全心全意为你奉献，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他一直努力在他的婚姻生活中贯彻这一原则，前提是他们没有分歧，一旦无法调和的分歧出现，他们便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安娜一世在继承人之争中选择支持自己的孙子西蒙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抛开她和腓特烈二世本人的矛盾，塞萨尔一世提出的由凯撒·霍亨斯陶芬继位、腓特烈二世担任他的共治皇帝的方案也并不为她接受，这显然会破坏她费心维护的拉丁贵族与希腊贵族的关系，腓特烈二世的入主也可能演变为一个灾难，对此，塞萨尔一世则认为如果他和安娜一世都活不到孙子和外孙子成年，有一半保加利亚血统的西蒙无疑不能服众，而凯撒至少还有一个权势煊赫的父亲能令野心家投鼠忌器。
局面就此僵持，另一个在当时的文书记载中被有意回避的风险是不论是西蒙还是凯撒，他们都存在在幼年期夭折的风险，有理查·塞萨罗亚的前例，他们都不敢认定其中一个是板上钉钉的继承者，因此二人很快就如何处理继承危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安娜一世带着西蒙离开了大皇宫搬到布拉切奈宫居住，直到1233年安娜一世去世，他们没有任何的通信和会面记录。
尽管夫妻失和，但二人对不进一步激化继承危机导致的冲突是存在共识的，这一点遏制了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们就继承问题进一步分裂。与此同时，塞萨尔一世另外两个存活的儿子的继承权也被纳入考虑，但他的次子腓力·塞萨罗亚已在法国生活多年，与罗马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三子狄奥多西·塞萨罗亚则已经发愿成为圣殿骑士，将其召回并重赋其继承权会令他和教廷本就微妙的关系的更加恶化，而他已经分别成为西西里王后和匈牙利王后的两个女儿也显然不能承担继承人的职责，在《论战争》中，塞萨尔一世曾经表露出他后悔让他的小女儿太早结婚，“她聪明，坚强，野心勃勃，她可以成为一个好女皇”，如果赫赫有名的“荣耀者”狄奥多拉在兄长去世时尚未结婚，培养小女儿成为继承人无疑也是塞萨尔一世考虑过的可能（在塞萨尔一世的时代，东欧的格鲁吉亚地区曾经活跃着一位“伟大者”塔玛拉女王，他的曾祖母、祖母、堂妹和妻子也都是优秀的女性统治者），但这一次错失皇位并没有影响狄奥多拉在塞萨罗亚王朝的历史中发挥作用，在父亲去世的二十年后，她还将带着匈牙利的王冠和领土重返故乡。
格里高利九世曾经写信要求塞萨尔一世考虑腓力·塞萨罗亚的继承权，但这个提议不仅塞萨尔一世不曾考虑，腓力本人也无甚兴趣，他和他的卡佩妻子相处融洽，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岳父路易八世虽同他关系不睦，但他的继承人腓力王子一直维护他，二人正踌躇满志地想要扩大王室的权威，于情于理他都没有动力掺和继承人之争的想法，因此在格里高利九世提出这个想法后他只表示听从他父亲的意见，而他父亲果不其然回绝了教皇，至于他弟弟狄奥多西，圣殿骑士的誓言毕竟束缚着他的继承权，但希腊贵族们仍将其视为可能的继承人人选。
悬而未定的继承风波就这样被心照不宣地淡化，各方势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毕竟此时的塞萨尔一世身体状况还算乐观，他的寿命长短很可能关乎帝国的命运，这段时间，他开始整理自己前半生的书信和手段，正式撰写他那不朽的著作《论战争》，对学术的兴趣似乎是他灰色晚年仅有的调剂，他将之视为自己的避风港湾，但不幸仍接踵而至。
尽管1228年他和腓特烈二世再度成为同盟，但二人的关系始终是相互戒备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和他另一个养子弗拉基米尔的瓦西尔大公一直关系和睦且联系密切，后者在1226年回到弗拉基米尔，在他短暂的统治生涯里，他被认为是一位英明、慷慨、公正的统治者，塞萨尔一世在《论战争》中对他的养子也难掩喜爱自得，乐观地认为他将给留里克家族统治的罗斯地区带来文明与繁荣，但蒙古人的到来令一切化为乌有。
时隔九百年，蒙古文明已经湮没于历史，其族群亦融入世界各族，从其历史影响来看，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支军队带给欧亚大陆的震慑，但艾德蒙一世将他在伏尔加河畔全歼蒙古骑兵刻上他的记功柱，后秦建昭帝亦将“破鞑靼乞颜部，封狼居胥，于伊犁复置昆陵、蒙池都护府”视为他一生武功的顶峰，早在他们之前，塞萨尔一世就在《论战争》中详细论述了蒙古人的文化、军种和制度，并严肃地指出如果基督徒不重视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噩梦。
我们无从知晓塞萨尔一世是何时开始搜集有关蒙古人的情报（推断是和花剌子模交往后），但从实际战果来看，蒙古军队其实颇对不起这些伟大君主们对其的重视，根据金朝史书的记录，蒙古人中最强大的乞颜部大约在1227年分裂，孛儿只斤·拔都带着他的兄弟和族群西征，并在1230年来到留里克家族统治的罗斯地区，他们起初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城廓。
年轻的瓦西尔大公在面对蒙古人时展露出惊人的军事素养和战略定力，他封闭堡垒、坚守不出，同时开垦土地、修建地道，反客为主地骚扰蒙古人，并向他的养父求援，他的挚友，塞萨尔一世的幼子狄奥多西·塞萨罗亚对此极为重视，从耶路撒冷北上带领雇佣军赶来援救，蒙古人被成功击退，但瓦西尔大公在此战中战死，目睹了挚友的死去，狄奥多西悲痛欲绝，他的余生从此和挚友的故乡紧密相连，而他少年时的开朗和快乐都离他远去，往后的人生他始终活在悲伤和忧郁中，“只有在和平民一起劳作时他才会露出笑容”。
同一年，他长子的遗孀玛利亚·阿森也因病去世，儿女辈的凋零令开始走向暮年的奥古斯都连遭重击，但他将要经历的离别还不止于此，1233年3月，他的妻子病危，记录显示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惊慌失色、仓皇奔走、直到因恐惧跌倒在地后才想起他应该乘坐马车”，而在妻子去世后，不少人都回忆奥古斯都的灵魂被悲伤撕毁，他们从没有见过奥古斯都如此悲伤脆弱。
夫妻间的最后一次对话没有记录，尽管青年时他曾给妻子写了无数灼热的情书和诗歌，但在她去世后，他再也没有在任何个人记录和公开场合中提起他的妻子，“这或许是件好事，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想起亡妻后骤然发疯”，同一时间，他召回了他身在罗斯的幼子狄奥多西，父子二人很可能在这段时间达成了由狄奥多西来填补塞萨尔一世去世后可能出现的政治空白的一致意见，而第二年，他颁布了著名的《诫圣法令》，贯穿整个塞萨罗亚王朝和罗什舒亚尔王朝前期的王权与教权之争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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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塞萨罗亚王朝史（12）
上帝与凯撒
有关君主与宗教的关系, 塞萨尔一世在《论战争》中也曾详细阐述，他回避提及上帝（或者其他神明）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使得他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直到今天都是热门学术议题），但他明确否认了教士阶层是上帝使者, 他认为宗教事实上是人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催生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宗教也应顺从时代做出改变，他肯定了撒拉森教相对于基督教的进步性, 但仍认为任何教派都不应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君主可以表现得虔信宗教，但不能为宗教所迷惑”。
尽管塞萨尔一世的宗教观很可能是出于提高他身为君主的权威的目的, 但毋庸置疑, 他的宗教观在中世纪的虔信之风中可谓是石破天惊, 他很可能受到了祖父亨利二世和父亲理查一世的影响, 前者一直试图从教会手中夺得司法权以获取司法独立，但最终因挚友托马斯·贝克特的背叛和死亡功亏一篑, 而后者虽获封基督教圣徒, 却展现出超乎时代的宗教宽容, 他很可能受到了他的一生之敌, 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任苏丹萨拉丁·本·阿尤布的影响, 他郑重其事地安葬他, 并一直珍藏着萨拉丁留给他的一封书信，他夺回圣地所收获的声望更多被他应用在保护撒拉森平民的权益中。
父辈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策略被塞萨尔一世实践得登峰造极, 早期，他与英诺森三世关系密切, 二人主导的两次十字军东征令教廷声威大震, 但同样也给新生的王朝带来了安稳的外部环境, 在地缘环境不再恶劣后, 塞萨尔一世便通过经济和文化的密切交流来维持与十字军国家的联系，对穷兵黜武继续东进则兴致缺缺，对境内的宗教矛盾，他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策略，尽可能地促进世俗层面的融合并调和冲突，这样的政策受到平民的爱戴，但毋庸置疑令教廷不满，只是作为一个在希腊和埃及实现了稳固统治的天主教君主，塞萨尔一世毕竟还是具备相当强的象征意义，因此格里高利九世尽管对其不满乃至憎恨，却始终不敢真正得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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