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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锅肉一份，辣子鸡、玉米烙、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炒花生。再来四瓶啤酒。”邻桌的胖男子喊道。
“宫保鸡丁和辣子鸡不是重复了吗？你那么爱吃鸡？”长发男子说。
“宫保鸡丁有花生和茭白嘛。”胖男子说。
“那你还点花生？”长发男子问。
“其实，”她一边优雅地吃凤梨，一边说：“你跟她高中时谈恋爱，整个学校都觉得怪惊讶的。所以我一听到你们分手，第一反映就是：怎么你们持续了这么久吗？”
“三年。”我说。想再接一句，却想不出词来了。
暮色渐次昏暗。长窗的流水犹如夕雨一般落之不停。桌上花瓶中插着不合时宜的玫瑰花。我将头倚在窗玻璃上，看着她的眼睛沉没在玫瑰花的阴影里。
“换个话题吧。”我说，“忽然想起了《美国丽人》。”
“怎么说？”
“米纳·苏瓦里。那个女主角的名字。睡在玫瑰花里。一个90年代的洛丽塔。”我说。
“哦。”她似乎毫无兴趣。
“十二岁的洛丽塔和她的继父私奔。”我继续无聊的发挥，“完美的爱情。”
“我没觉得《洛丽塔》是部好小说。”她直接地说，“林恩导演的电影还有些意思。能教会人们什么呢？”
“为了教会人们怎么写小说是福楼拜之前的事情了。”我说，“亲爱的，要记住。小说应当给人一种阅读的乐趣。一种美感。一种存在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诗意的东西。”
“12岁女孩和37岁男人私奔就是诗意？”她一针见血。
“不是数字的对比那么简单。”我说，“再说，海伦和忒修斯私奔的时候，她也只有14岁。”
“哦。”她开始看窗户的流水。
“也许魅力不在于14岁，”我说，“魅力大概在于私奔。”
“私奔。”她无聊般地重复。
“晴朗的夜晚。拉着自己心爱的人儿从阳台上滑下去。美丽的女孩儿会为你挽住逃跑的绳索和度日用的财物。雇佣一个老迈的车夫，躲避在一辆破旧的马车中。在月光下铺满枫叶的马路上，得得的马蹄声是为你和爱人私奔的最好伴奏曲目。你可以将私藏的葡萄酒为你的爱人斟满，为这自由的爱情得以逃生而欢庆。”我一口气说完，“不觉得很美丽？”
“概率低。”她说，“夜晚可能下雨。你可能忘了带伞。心爱的人儿也许体重太大。阳台也许陡峭。绳索也许不牢。车夫可能喝醉。马车可能抛锚。月光可能很暗。马儿可能失蹄。喝醉了可能会被夜巡的警察逮住，送回家去。你晚生了两百年。你应该活在巴黎。”
“数学课代表。”我说，“你真伟大。”
“谢谢。”她微笑着，吃完了最后一筷凤梨，把盘子推在一边，“来两份柠檬汁！”她喊道，回头对刚要张嘴的我一笑，“别争了，我请客。”
“我张嘴不是要付帐，”我说，“其实我不爱喝柠檬汁。不过我转念一想，既然是你请我喝的，那么我应当学习着喜欢起来。你说对不对？”
“油腔滑调。”她定性似地说。
“啤酒全部都打开！”邻桌的胖男子说。
“你能喝。”长发男子说，“下次我叫阿陈过来陪你喝。”
“哪个阿陈？”
“那个，我一哥们，跟你说起过的。人特老实单纯。可是喝酒是一级棒。就坐那儿，闷声不响，喝，能喝两瓶白的。”
放在玫瑰花旁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我伸手取过，示意她不要出声。她点头，从餐桌旁拿起一份杂志翻看。
“在哪里呢？”父亲的声音。
“在外面吃饭。什么事情哪？”
“这周末回家吗？”
“还有一个实习作业没有做完，”我说，“做完了就可以回家。”
“回家记得把箱子什么的带回来。”
“好。外婆怎么样了？”
“还在观察。结果还没有出来。”
“现在是在医院，还是在家？”
“医院。其实住在医院里也好。有空调，省得受寒。”
“也对。我回来了就去看她吧。今年过年还是在外婆家吗？”
“大概是。到时候再看吧。你要回来的话提前一天告诉我，我让人去接你。”
“好。知道了爸。”
“你外婆？”她问。
“是。”我说。
“我听小胡说过，”她说，“你和你外婆感情很好。”
“是很好，”我说，“对了，数学课代表看过高尔基的《童年》吗？”
“小时候看过。怎么了？”
“我对我外婆的感情，类似于高尔基对她外婆的感情。”
“噢。”
“事实上，”我说，“我外婆和高尔基的外婆有类似之处——胖胖的熊一样的身子。笑呵呵的脾气。一个可爱的老太太。还会做一手很好吃的面饼。”
“真不错。可是怎么住院了吗？”
“如果想转话题，说到一半再转好了。”她说，“说说你外婆她老人家，比听你油腔滑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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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外婆出生在无锡。
“不是名门望族，亦非达官贵胄。只是普通的市民出身。在那个年代，跟所有江南女人一样，上过小学就开始从事纺织和厨艺。外婆的父母似乎是普通的小市民。组建成的是那种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运河的堤边淘米洗菜的家庭。”我说。
“噢。”她似无兴趣。
1956年，外婆结婚，嫁给一个姓徐的男人。
“我没机会亲眼见到我的外公。外婆家起居室里悬挂的黑白遗照给人清癯温和的印象。我母亲和舅舅的名字是他亲手所起。大概是个读过书通晓文墨的人。据说他每天要喝掉二两黄酒，吃掉二两花生。在他生活的河畔居民区，他传播了最初的扑克牌和象棋知识。这是我七岁时接受象棋教育时，外婆家的一个邻居告诉我的。”
“我外公现在还能每天喝二两黄酒。”她说。
1957年，外婆生下了女儿，即我的母亲。六十年代的第一年，生下儿子，即我的舅舅。
1960年，我的亲外公逝世。
“我妈说，说来奇怪，现在想起她的亲生父亲来，居然谈不上有很深的印象。大概是父亲过世时年纪幼小，还未对死亡有特殊感情，思想上并未受到强烈的冲击。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生身父亲，那个和自己母亲结婚，继而孕育了自己的人。也仅是如此了吧。”
1969年，外婆再嫁。夫家姓杨。
“那是我现在的外公，”我说，“当时是无锡市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刚离婚。他退休时还拍过一张身穿机关制服正襟危坐的样子。据说他刚和我外婆结婚时肥胖、大男子主义、专横，一身官僚主义作风。他对于自己与前妻的亲生儿女关怀备至，而对我母亲和舅舅却不闻不问，不时打骂。他的业余爱好包括写毛笔字，养花，练各种气功，听黄梅戏，以及吃口味偏甜的红烧肉。”
“你好像没继承他任何爱好。”她说。
“有的。”我说，“最后一项。”
1979年，外公在家里殴打一个青年男子，至头破血流。为此被提到派出所问讯。
“那就是我的父亲，”我说，“当时刚开始商务职员生涯的他，正在和我母亲进行初步的接触。我的外公对他报以殴打。理由是他不能接受有一个穿着浆洗过的白衬衣在他家门前与他女儿约会的男子在邻里间享受着比他更好的口碑。在把我的父亲打得头破血流之后，他被拉到了派出所。在各种传说中，最可靠的一种是这样的：我父亲去到吴桥地区派出所，告诉那些午饭还和他一起吃酸菜黄鱼汤喝白酒的警察说，他的受伤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跌的。在那些警察放心有余悸的外公回家之后，我父亲抹了一下额头犹在流淌的血迹，对外公说：你最好记得，这是你最后一次打我了。”
“现在他们关系怎么样？”她问，“老死不相往来？”
“我外公，”我说，“现在对待我父亲采取的是一种近乎谄媚的态度。那应该是他失去经济来源之后，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老人家嘛，你宽容一点。”她说。
1982年，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
“虽然没有获得许多的认可，但还好没什么阻挠。”我说，“一个纺织女工和一个贸易师的结合，在运河沿岸居民区被认为是不错的故事。外公没有公开表示态度。外婆则对我父亲非常喜爱。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离开了河岸的居民区，去到了市区居住。而外婆和外公则逐渐步入老年。”
1983年，我出生了。
“不是我夸口，”我说，“一出生就是作为一个倍受宠爱式的人物出现。毕竟父母双方在各自家庭中都算是不错的人物。作为他们的儿子自然是注目的焦点。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天赋。首先是基本不哭，而且被谁抱都很配合。就像乖巧的猫一样受到宠爱。五岁开始识字。幼儿园就能读《杨家将》。小学里看完金庸所有的小说。成绩优秀。被所有的女老师认为是范本式的学生。口才利落，普通话标准。十岁时还获得过区小学生演讲比赛的头名。”
“现在的口才也不错。”她说。
“小学毕业就以公费生身份考入了全市第一的私立初中，初三毕业又以公费生资格考入了全省第三的市一中。可谓是一帆风顺，作为外婆来说当然也对我喜欢得很。”
“你跑题了。”她说。
“没有，”我说，“说到我的这些事，无非是为了强调我外婆的幸运，拥有这样的一个外孙，尤其是，他，居然能够和一中史上最有名的数学课代表张姑娘做了三年的同班同学。”
她拿起纸巾掩口，开始咳嗽。
1989年，舅舅结婚。
“至今还记得舅舅结婚时的场景，”我说，“舅舅娶了一个活象黑猩猩的女人。她穿着红色的婚礼旗袍出场时简直像一盘辣椒雪里蒿。家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女人有好感。舅舅结婚那天，这个女人，我的舅妈，居然当着大家的面，骂外婆没有给她置办齐家具。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对我外婆粗声大气。年方六岁的我当时理直气壮的骂了她一句黑猩猩。”
“你厉害。”她说。
1991年，母亲辞去纺织女工的工作，开始担任某制衣公司主管职位。
“妈妈辞职的那天，是我陪她去的。我在门外椅子上看书，她去和厂长交涉。外婆为了这件事骂了妈妈好多次。后来，妈妈辗转了好几家公司，终于到了自己做汽车销售生意的地步。说起来，妈妈算是成功的。”
1996年，舅舅去了美国。
“说是出国，”我说，“其实不过是去塞班岛，一个离中国大陆较美国本土还近些的岛屿。舅舅做那里的中国工人的主管，操着不标准的英文，和美国工头交涉。对外说起来，算是出国了。结婚那么多年，那只黑猩猩，我舅妈，从来没有去看过我外婆一次。而舅舅也只是到过年，才会回来那么一次。”
“听上去像是常见的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故事。”她说。
“舅舅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说，“所以，他会被我的黑猩猩舅妈控制着，根本不知道反抗。我妈妈一直说我很像我舅舅。她害怕的就是我被哪个女孩子迷住了。所以，她从来，都不是很喜欢小胡。”
“心理学上来说，”她说，“爱子心切的母亲总是害怕会失去儿子，会下意识的希望儿子在精神上更羸弱一点。”
2001年夏天，舅舅回国。
“回国的舅舅只去看过外婆一次。那些年，外婆年年准备压岁钱，想给舅舅和他的女儿，我的表妹。可是都没有过机会。老了之后，外婆过的日子还算富裕，可是，也只有我们一家会常去看她。平时，她都和门口一帮老太太打牌，听一些闲言碎语，然后会拉住我用很秘密的语气说：佳你知道不？贺龙其实是贺子珍的哥哥……谁说的？门口阎老太婆说的。她知道得多，什么都知道……”
2002年春天，外婆被查出了乳腺癌。
“那个春天来得很迟，我和小胡刚开始恋爱……”我说，“我高考。考去了上海。然后，每个周末，我乘火车从上海回来，去医院看我外婆。你知道吗？我外婆的身体，一直是，很健康的，胖得像春天的熊，还每天嘻嘻哈哈的，胸无城府。六十开外的人，没有白头发。特别能吃。没病没灾的。她家族还有长寿史，我太婆就活到了九十九岁。我和爸爸妈妈一直说，外婆是那种能过百岁的人的。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会那样。她生病了，我们还不能告诉她真相。只好说，是些小毛病。我去医院，给她说笑话。就想，她能好起来。”
“后来呢？”她问。
“2003年夏天，外婆的乳腺癌被克制住了。”我说，“那时全家高兴得什么似的。那时，舅舅被妈妈训了，来接外婆出院。然后，那年夏天，外婆还去了浙江疗养。那时检查身体，乳腺癌基本不成问题了。可是，出了别的问题。”
“什么呢？”
“查出了肺癌……都莫名其妙的。青天霹雳一样。不知怎么就……我们，还得瞒着她，把她拖去医院，说，疗养。我大二学习忙，只能两周回去一次，看她。那时，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嚷嚷着说，要出院，要出院……于是我们只好一次一次的哄她。说会好的，快好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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